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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智:清醒认识我国代表制与西方代议制的本质区别
2017年04月21日 08:26 来源:重庆日报 作者:吴兴智 字号

内容摘要:为此,我们应当在认清中西不同代表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坚决抵制将民主等同于代议制民主的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努力构建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充满活力而又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代表理论。

关键词:代议制;西方;民主;代表理论;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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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民主体系中,有以议员为主体的各种代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也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村(居)民代表等具体代表形式。但是,在我国的代表制和西方的代议制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代表理论基础和制度逻辑,从而构成了不同的民主政治实践模式。廓清中西“代表”概念及其制度逻辑,是理解中西不同民主本质及防范西方民主意识形态渗透的关键所在。

  代表形成的理论基础

  在代议制民主体系中,代表的产生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多元化的社会主体诉求需要通过恰当的载体来聚合与表达,二是民主政治的运转也需要通过代表机制来获取公民的合法性认同。这二者的结合就体现在公民对于代表的权利让渡上,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使得每一位公民都有了利益代言人,另一方面也确保了代表自身行为披上“民主”的外衣。通过这种对象性签约,权利让渡成为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基石所在,也是现代西方政府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但由此面临的问题是,在人民权利的让渡过程中,如何能保持人民权利“不减少”?人民权利在让渡之后还能保持权利的“民主”性?对此,尽管西方政府试图通过相应程序的完善等来掩盖代议制民主的虚伪性,但其代表理论的本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将自己的权利让渡之后,依然无法摆脱被统治的地位,这是内生于整个西方代议制度的根本问题。

  在“代表”的实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对西方资产阶级在代表上的虚幻性和虚假性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它以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面目出现,但它实际上是统治阶级的每个个体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马克思从阶级分化出发,把国家看做是阶级利益冲突的结果,人民不必要也无法和权力机构进行权利交易。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党才可能真正成为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从理论上讲,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代表制民主中,代表资格的排他性并不在于能力意义上的合法性(尽管这种能力的存在是真实的),而在于逻辑意义上道义为善的合理性,即共产党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表明,共产党人(当然包括其代表)在根本属性上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且统一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因此,我国代表制机构中的“代表”,其含义也不仅仅是选举的组织性和程序性安排,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人民”这个整体性特征。

  代表与公民的关系:形式代表还是实质代表

  在中西两种不同的代议制度下,代表和议员的阶级基础存在根本的区别。代议制政府实现了形式的代表,却不能充当实质的代表,它不涉及政治存在本身及意义。因此,必须从宏观及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我国的代表与人民的关系。从宏观上看,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代表制民主中权力属性的根本规定,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契合的程度,保障了其代表在实质意义上承载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从微观层面来看,则需要通过具体的代表形式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充分互动,包括人民利益的发现、利益的聚合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等,即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社会的意志。这意味着,在我国的代表制民主体系中,代表与人民之间是形式代表与实质代表的有机统一,既不断地将人民真实的集体意志和利益诉求输入政治系统,又确保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与民主发展成为人民利益实现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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