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近几年我国频发的雾霾污染与长期以来粗放式经济增长的诸多弊端不断累积息息相关，雾霾污染背后的本质还是经济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经济活动强度显著增加，比如家庭汽车拥有量、交通物流运输量、住宅商用建筑开工量等等都有急速的增长，而由于环境排放标准没有相应提高或执行不力，导致我国包括雾霾在内的环境污染排放急剧增加。随着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有效治理雾霾污染已刻不容缓。从供给侧视角紧扣经济增长的要素和创新驱动两类模式来探讨我国雾霾治理的应对之策，将带来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新认知。

　　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及供给侧投入的关系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揭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程度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笔者估算，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雾霾污染都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且离13.4万元人均GDP水平的拐点还有相当距离。比如典型的重化工业城市邯郸市和唐山市，2013年年均PM2.5浓度高达139和115微克/立方米，人均GDP分别只有3.08和8.29万元，但它们的重工业产值比重都超过了70%，整个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显示雾霾污染与由工业结构和重工业比重所刻划的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经济增长核算揭示，供给侧的资本、能源和劳动三大要素对我国GDP增长的平均贡献度由大到小依次为47.5%、11.1%和9.1%，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为32.3%，表明我国仍处于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阶段。从要素种类和地区差异来看，京津冀地区资本对GDP的贡献最高（48.9%），珠三角次之（41.2%），长三角最后（38%），且都高于其他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能源要素对GDP贡献的地区排序由高到低为京津冀（17.8%）、长三角（12.1%）和珠三角（4.6%）；劳动贡献的地区排序为长三角（15.7%）、珠三角（4.6%）和京津冀（3.6%）。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贡献排序为珠三角地区最高，达到了41.4%，长三角次之（34.2%），京津冀地区最低，只有29.7%，这显示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经济发展阶段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进一步联立产出和排放两个方程可以计算得到我国供给侧的要素投入对雾霾污染的贡献度。全国层面看，资本、能源和劳动要素对PM2.5排放的平均贡献度分别为69.4%、16.1%和13.2%。三大区域中，资本要素对雾霾的贡献也都是最大，其中京津冀地区高达71.4%，珠三角和长三角以60.2%和55.5%位列其后。京津冀地区能源要素对雾霾的贡献位列第二，达到25.4%，劳动要素最低，只有5.3%。不过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劳动要素的雾霾污染贡献则跃居第二，达到23.9%和21.8%，而能源要素的贡献则位列最后，长三角地区为18.3%，珠三角地区只有7.8%。这些估算为我们从供给侧视角来探讨我国雾霾治理的应对之策提供了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