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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 ——纪念瞿秋白同志诞辰120周年
2019年01月29日 09:19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字号
关键词:革命;国民 革命;瞿秋白;文化运动;中国

内容摘要: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瞿秋白同志是早期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代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五四运动时期

关键词:革命;国民 革命;瞿秋白;文化运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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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江苏常州,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6岁。青年时代,他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征途,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献出了宝贵生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2009年,被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瞿秋白同志是早期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代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五四运动时期,他是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的学生领袖。随后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寻求改造并拯救中国的途径。1920年秋,以《晨报》《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赴苏俄实地采访,以亲身见闻热情报道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最早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

  在苏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先后撰写《共产主义人间化》《苏维埃俄罗斯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等数十篇通讯报道和散文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赞扬十月革命是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认为“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并断言中国人民要“走俄国人的路”。这些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对苏俄的考察、体验和研究中,他坚定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2年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时,他为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

  1923年回国后,瞿秋白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重要著作,撰写大量政治理论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与各种各样的敌对思想、错误观点进行坚决斗争,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贡献。同期,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参与筹办上海大学,起初担任学务长,后任社会学系主任。通过编写教材、从事教学工作,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人才作出重要贡献。

  瞿秋白最早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扩散扎根。他先后编著《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首次在国内全面系统地阐释和传播“互辩律的唯物论”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联系在一起,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精髓,开创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填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上的空白。在《列宁主义概说》及译作《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简称《唯物论》)中,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即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经济学及科学社会主义,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唯物论》后来多次出版,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艰苦探索革命道路的优秀先行者,多次在重大历史关头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勋。1923年回国后,正值党内对要不要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展开激烈争论。6月,他参加了中共三大,主持起草党纲草案,并在会议上发言,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他与一些同志的正确主张下,大会作出建立同国民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在策略路线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国民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重要联络代表,他奔波于广州、上海之间,同孙中山、廖仲恺等磋商改组国民党的大政方针,参加起草国共合作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出席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为国共合作的实现做了大量工作,为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党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在湖北汉口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选出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新的出路。临危受命的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极大的政治勇气,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中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整顿和恢复各地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参与决定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起义,很快就把革命推进到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完成了我党发展进程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一次转折。

  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前一时期的“左”倾盲动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历史已经证明,这次大会决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此后两年他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党的工作。他用很大精力投入理论研究,撰写了许多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文章。

  1930年8月,瞿秋白奉命和周恩来一起回国,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使党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瞿秋白同志是我党早期运用马列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光辉典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直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分析中国国情,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和阐述,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瞿秋白很早就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这在党的幼年时期难能可贵。他十分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认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主张“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密切联系起来,否则理论便成为空谈”。

  瞿秋白是党内最早研究中国国情和社会性质的主要领导人,并且得出基本正确的重要结论。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等文章中,他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初步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瞿秋白最早根据列宁《两个策略》中的思想,在分析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在党的三大前后发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等文章,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共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理论成果,成为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瞿秋白较早提出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思想,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先决条件,是涉及革命前途的大事”。他写出长达7万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而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必须“联合一切劳动群众——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等”。他还初步提出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策略,指出“无产阶级是党的基础,他要在党的领导下,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这些主张为后来毛泽东提出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瞿秋白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早在旅俄期间,他就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1926年,在为《农民问题丛刊》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序言一文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27年4月,他高度评价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积极推荐出版并为之题写书名、撰写序言。同年5月,在《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一文中,他提出“中国国民革命应当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重要论断,认为“中国没有土地革命,便决不能铲除帝国主义、军阀之统治和剥削的根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质和中心问题,代表了当时党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

  瞿秋白还较早认识到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1923年,提出武装革命与群众运动“应当同时并进相互为用”。在《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前途》一文中,进一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指出我们的斗争不能取胜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真正人民的武力”。1926年4月,他写下《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一文,较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装斗争和革命战争的问题,明确提出“革命战争是最主要的方式”,认为“没有革命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敌人”。他的这一思想,成为党高度重视武装斗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主要思想源头。

  瞿秋白同志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兼备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双重素质,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文学修养,对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他认为“文艺,有意的或无意的,都有自己的阶级任务和阶级目的”,并特别强调文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

  1931年,瞿秋白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化战线,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同鲁迅一起,参与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在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同时,他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作了无情反击,同时深入探讨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许多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大众文艺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中,他从大众文艺的语言、题材、体裁、创作原则和当时的具体任务等五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体现了一个具有深厚学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严肃思考。他是文艺大众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其“向着大众去”“向群众去学习”的思想,贯彻着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文学革命要求,为后来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瞿秋白还直接参与了“左联”文化运动的领导和决策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引导下,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化界实行了策略上的转变,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抛弃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的冒险行动,而在理论战线上集中打击主要敌人,努力提高左翼文艺队伍的理论水平和创作能力,并力图使文艺为大众服务。这对于纠正前期文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使左翼文化运动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岁月里得到恢复并走向繁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赞扬瞿秋白:“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瞿秋白同志的一生,短暂而非凡。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毫无保留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他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他革命的一生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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