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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党中央领导层围绕中国革命军事路线、战略方针转变先后召开了通道、猴场、黎平三次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和作战方针，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成员，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保证了中央正确军事路线的执行，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实现“转兵”的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与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撤离，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西，然后再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战略转移过程中，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不懂军事，错误指挥，致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后，红军人数从最初撤离时的8.6万减少到3万余人。但危机并未解除，红军仍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蒋介石调集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在这样的局势下，需要中央领导层作出究竟向何方转移的重要决策。

　　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军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会议。失去红军实际领导权的毛泽东，受周恩来邀请，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计划，应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二是列席会议的毛泽东根据当时困境作出的调整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力求说服博古等领导人。毛泽东的见解卓越非凡，他在中国革命的内外交困之际，再次展现出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他的转兵主张更是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与支持，但李德、博古等人仍坚持原定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通道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未能对战略转移大方向作出决定。会议结束后的当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命令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实现了从北上到西进的“转兵”。

　　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上，通道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为随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准备，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进入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开强敌，既避免了红军遭到进一步的损失和消耗，又为红军赢得了相对喘息的时间，更为改变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开了正确的第一步，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