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国史学界对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中央和地方党史机构也都在推动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党史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时期已占到当代史五分之三的时段。问题还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的重要性。

　　在国内，关于改革开放历程回顾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多来自一些经济学家。我认为，这种局面应当有所改变，讲述中国故事，党史国史界学者不应当缺席。第一，历史学者有自己的方法。一般来说，经济学家对事件的解释重思辨、轻史实，重逻辑、轻过程。历史学者的长处，不是提出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厘清事实，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正是我们大有可为之处。第二，在中国，即使是经济改革也不是单纯用经济逻辑能够解释的，经济改革的演进受到政治、社会、国际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经济决策都是政治决策。我们研究这段历史，应当有更广阔的视野。

　　不过依我看，党史国史学界对改革史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真正有分量的成果还不多。有一种说法，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或者写不出一部信史。我以为，当代史研究的局限不是完全不能克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有独有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是有鲜活的史料，参与改革的许多当事人、知情人都还在，可以做大量的口述史和田野调查。二是研究者有“现场感”。所谓现场感就是经历过这段历史，有亲身感受，这个“现场感”对理解改革历史进程很重要。

　　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

　　与前期历史研究相比，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可以说还是“处女地”，可选择的有价值的题目实在太多了，宏观、中观、微观都大有可为。不过，我主张多做区域性的、专题性的和个案性的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是渐进式的，更多的是鼓励地方试验。许多经验是地方创造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地方甚至民间。如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城市企业承包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地方、基层和民间先搞起来的。中国改革和发展显示出许多地方特征，特别是早期，如江苏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浙江发展私营企业的温州模式，广东发展三来一补、中外合资企业的模式。

　　区域性和专题性研究可选择的题目实在太多了。比如，重庆城市改革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题目。上世纪80年代重庆被国务院选定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重庆是三线建设重镇。当时中央对重庆期望很高，希望重庆发展成大西南地区的经济枢纽，并探索出一条军工民用结合的新路子。研究重庆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