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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 ——第十二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0年10月23日 13: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昕沫 字号
2020年10月23日 13: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杨昕沫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东方国家;国际政治;学科体系建设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东方外交史;东方国家;国际政治;学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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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2020年10月16—1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和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主题是“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历程、成就与经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青海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世界知识》杂志社等国内3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和多家媒体的5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着“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建设:历程、成就与经验”展开研讨与交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党委书记郭家宏教授、历史学院副院长刘林海教授参加了会议。陈奉林教授主持了开幕式。会议收到论文40余篇,研讨主要涉及以下三个大的方面内容。

全体会议代表合影

  一、理论与史料: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构建

  1.关于东方外交史学科的理论与体系构建问题

  多年前,美国著名学者约翰·奈斯比特曾在《亚洲大趋势》中指出,“有一点越来越清楚,亚洲的现代化将成为本世纪90年代到下世纪初最重要的世界发展动向”。他的话正在变成现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东方国家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抗拒的磅礴力量。在此背景下,“东方外交史”研究将史学实证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关注现实的需要,不断拓展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视野,建构完整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本次研讨会所论及的许多理论都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学科体系构建提供了极好的借鉴,表现了中国学者自觉地参与到当前中国社会空前变革的宏伟实践当中与学术担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林海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外交活动在人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一个国家地区综合实力的体现,也是最能展示文化特色和智慧的方面。近代以来作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方,是国际政治和外交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留下的成功经验至今仍有积极意义与不朽价值。当今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面临许多困境和不稳定因素,必须通过有智慧的外交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人类文明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则是获得智慧的最佳途径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东方外交史研究、举办学术会议就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东方外交史会议自2006年10月以来已举办多届,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我相信东方外交史会议越办越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刘林海教授致辞 

  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沈志华教授在《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研究——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和将要做什么》的主题报告中,集中展现了当前国内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材料整理、辑遗与人才队伍建设上的卓荦成就,构成相对完整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知识体系。他强调,中国学者必须要重视和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历史研究,因为它们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中国学界要资源共享,促进我国的档案文献建设;中国学者要加强学术交流,特别是要打破学科界限,多召开综合性、学科交叉性和专题性学术会议;全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要合力推进中国的周边学和边疆学研究。但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一些关于蒙古、韩国、朝鲜和印度等国的研究现状令人堪忧。对于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他认为是相应史料的缺乏和因各种情况而造成的某些研究领域的缺失。在会上,沈志华教授特别向与会者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周边国家研究院近五年的工作成果,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发展方向,其中很多都涉及原始档案资料的整理与挖掘,而这些对于中国学者深入研究和探讨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各类问题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国内东方外交史和周边国家关系史研究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邓超的《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一文,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四个层面、“太平洋时代”思想与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关系和“太平洋时代”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三方面内容,认为产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太平洋时代”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成熟期的成果,贯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对于今日中国来说,这一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和战略意义。

  作为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许多思想都对当今史学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他的那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更是广为人知。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副教授在论述了克罗齐和意大利史学学术体系后,提出的关于克罗齐研究能否“中国化”问题,对于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很具有启发性。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了历史与现实关系、现实与未来关系问题。

  在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构建过程中,“东方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马丽蓉教授就“东方学对丝路学阐释体系的影响与中国学界之应对”问题进行了探讨。她认为,东方学与丝路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东方学的西方霸权主义话语阐释对美欧主导的全球丝路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值得关注。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急需中国学界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从而应对越来越严峻的来自西方大国的话语挑战。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马丽蓉教授发言

  2.关于史料问题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胡炜权副教授以《宏观思维与史料运用的思考:推动古代-中古中日朝三国关系史研究与教学的建议》为题,为我国古代-中古中日朝三国关系史研究与教学提出了两点建议,即史学思维要从“单边双向”改为“三边多向”,文献史料要与考古、文学相结合的问题,认为对外文原典史料的把握和解读能力提高,以及自主意识加强与考古、文学、语言等领域的成果互联互通,是十分重要的。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实际上是强调了读原著、啃原文和悟原理。

  作为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构建者和倡导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一直致力于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构建和学科设计。在本次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上,他提交的《<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所见中外交流与东方外交》一文,关注的是战前日本京都学派东洋史家桑原骘藏及其著作《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他通过考察《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中描写的在华外国商人的居住、生活与管理等情况,给读者提供了一幅中国古代社会的全息图景,认为《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一书颇为典型地映现出了唐宋元时期中国社会对外交流与东方外交的包容性和时代性特征。直到今天,该书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我们研究东方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和反观自身研究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陈奉林教授发言

  武汉大学文学院张思齐教授以解读史料的方法研究他国历史。从对扬雄《蜀王本纪》解读中,张思齐教授考察了古籍中记载的古越南国和越南民族,认为柔韧坚强是越南民族性的突出特征。这一民族特征是由越人在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研究扬雄《蜀王本纪》有助于中越两国人民认识自己的所在由来。他强调,21世纪的中国和越南都不可能回到蜀王时代,但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中越双方都要向前发展,面向未来,建设未来。这篇文章可谓材料充实且有新理,观点材料纵横贯通。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李伟华博士在《东亚的“共同起源”与“分途发展”——论<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朝鲜研究》一文中提出,早期《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的日本、朝鲜研究使英国东方学的观照范围到达东方之极,推动了东方一体性,尤其是东亚一体性的研究,极具东方学价值。她追溯了东亚历史文化的共同起源,是西方认识东方的新窗口,在展现东亚文化圈历史的同时,也推进了日本、朝鲜与东亚文化圈的分途发展。有些研究是站在西方的价值立场上,剥离了日本、朝鲜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使日本、朝鲜从东方之极走向西方之极,解构了东亚汉语文化圈。因此,李伟华博士提出,中国的东方学者应该深刻地审视西方的东亚研究以及东方学研究,进一步建构东亚、东方整体发展的历史,建构新的东方主体世界,文中洋溢着青年学者锐意创新的努力。  

  二、时间与空间:东方外交史研究视野下的东方国家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尺度,那么空间则是历史研究的维度,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在时间序列中发生于不同空间的事件的总和,而强调史学研究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正是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特点之一。

  日本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人们常用“一衣带水”形容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日本问题研究也因此而十分重要。作为东亚的两个重要国家,中日关系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影响着东亚国际关系的展开。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志江教授在主题报告《东亚视域下的三别抄抗蒙战争与蒙丽日三国关系》中,从“东亚”空间的角度,考察了三别抄抗蒙战争与蒙古、高丽、日本三国的关系。他认为,日韩学者多偏重于以史料解读和分析三别抄抗蒙战争的性质。而由于断代史、世界史分野的局限和全球史、区域史研究的不足,我国几乎少有学者对此事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魏志江教授从国际关系和区域史研究的视角,对三别抄抗蒙战争与蒙元、高丽、日本的关系,以及琉球王国的起源等涉及东亚国际格局变化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魏志江教授发言

  苏州科技大学历史系祝曙光教授在《试论日本军部西进战略的形成与演变》一文中,研究了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的西进战略。他认为,日本的西进战略肇始于日俄战争,而明石元二郎是第一个将军部西进战略付诸实践的军人。此后,日本西进战略以“回教工作”为核心,继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之后军部企图在中国西北地区策动建立第三个傀儡国家——“回教国”,分裂中国,并越过中亚控制伊朗和土耳其,与德国、意大利在欧洲、北非等地的占领区域接壤,从而使法西斯轴心国家的统治区域连成一片。

  1924至1932年,日本实现了由政友会与宪政会、民政党轮流执政的二大政党制,其间,农业问题日益成为日本的政治焦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文春美副研究员通过研究日本税收和教育改革探讨了这一问题。在《以公平为目标的税收和教育改革为何失败——战前日本政党政治的教训》一文中,文春美副研究员认为,在课税与教育公平性成为支撑民主主义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下,经历1920年代大正民主主义运动而建立起来的日本政党内阁,正是因为在实现公平的税制(两税地方委让法案)与教育政策(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方面采取了不彻底改革。在遭受1929年“昭和恐慌”的沉重打击下,促使中小地主在内的广大民众对政党政治产生“信任危机”,最终导致政党内阁倒台,客观上为军部法西斯上台铺平了道路。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晓刚教授以日本在北海道殖民过程中形成的“北海道经验”为中心,考察了殖民与殖民学在日本的发展过程,并按时间将北海道经验在日本殖民中国东北地区的过程划分了不同阶段。通过考察,张晓刚教授认为,日本的殖民学体系是在日本殖民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具有自己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也成为日本在台湾、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地区推广北海道经验的某种优越心理的基础。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晓刚教授发言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教授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谱系构成及其现实影响》一文中认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经历了从“战后派右翼”谱系向“新右翼”谱系的嬗变。他在分析了“战后派右翼”和“新右翼”的成员构成、代表性团体、核心思想和主要政治活动后认为,准确界定“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概念,剖析日本右翼势力重新抬头的社会基础,揭示日本右翼势力东山再起的真正原因并回应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的“分裂中国研究”行径和“战争翻案”谬论,是研究日本右翼势力问题务须重视的几个方面。

  近代以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社会进步,成功地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西化之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崔金柱副教授特别关注了日本学界研究和阐释明治维新问题。在《从去政治化到去理论化——关于日本对明治维新研究取向变迁的初步思考》一文中,作者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作为政治宣传的明治维新;2.去政治化的明治维新研究;3.争夺还是远离史学理论化。他最终认为,日本对明治维新研究的取向变迁表明,日本近代史学界并不缺乏利用理论范式从事研究的传统,但近年来却日益显现出远离理论范式而偏重微观实证的倾向。

  与崔金柱教授的研究角度不同,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燕博士是通过考察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入手,探讨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同样遭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况下,最终却走上完全不同道路的原因。在她看来,《海国图志》在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是由两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教育制度及知识分子群体不同的禀赋所决定的。

  除日本外,俄罗斯(苏联)也是中国的重要近邻,本次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也有涉及俄罗斯(苏联)问题的论文。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刘丹忱副教授的《民国期间苏联对新疆地区三个时期的军事行动》一文,从三个时期——杨增新治疆时期、盛世才治疆时期和国民政府统治新疆时期——论述了中华民国时期苏联红军大规模开进新疆作战驻防的活动,从两个方面——内因和外因——探讨了苏联出兵中国新疆的原因及其造成的后果。

  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和视野的逐渐扩大,人类的空间感知和地域意识都发生了较以前不同的变化,“全球观”、“全球性视角”理论日渐兴起。而全球观体现在史学研究中就是全球史的出现和兴起。全球史学者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挖掘跨越国家边界范围的主题和概念。由此,“东亚”这一地理性概念具有了跨越国家界限的全球史意义。

  应该说,在东亚史方面,日本学界起步较早,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研究日本东亚史学思想对我国的史学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因此,福泽谕吉的“国际秩序观”对东亚史的影响是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安善花教授考察的重点。她认为,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近代国际秩序观既有纵向性也有横向性,所不同的是横向秩序只限于同当时日本还无法抗衡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而纵向秩序则是指与朝鲜等东亚小国的关系。福泽谕吉在重构近代中日朝三国关系的问题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其国际秩序观对中国和朝鲜的定位及评价,在东亚国际政治现实中与日本的对外侵略政策形成高度契合,促使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发生重大的转变。

  三、历史与现实:东方外交史视野下的国家间关系

  正如沈志华教授所言,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应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学术责任与历史使命。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将研究视角置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关注历史上各种时期的中国与他国间关系和各国的外交策略。

  江苏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那传林副教授以《“俄馆播迁”后俄罗斯对半岛外交政策失败原因初探》为题,探讨了1896年2月11日“俄馆播迁”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在朝鲜开始的一系列的外交布局。作者认为,“俄馆播迁”事件中,并不是俄国主动“诱骗”高宗到俄国公使馆,而是“两厢情愿”。而“俄馆播迁”后俄罗斯对半岛外交政策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合力的结果。既有来自朝鲜的从“亲俄”到“疑俄”的变化,朝贡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冲突;也有俄罗斯内部对朝鲜外交政策的互相矛盾;更有俄罗斯在东北亚与所有主要国家的利益冲突等一系列的原因。作者进而认为,正是由于“俄馆播迁”的外交失败,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不可避免。

江苏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那传林副教授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王键研究员专注于日本近代外交史研究。他在《日本近代外交史一瞥——日据时代台湾之“扩散效应”》一文中首先论述了“台湾籍民”的产生和其在日本侵略政策中的“马前卒”作用。其次,探讨了日据时期形成的“台拓”对中国广东、海南等地实施的一系列经济侵掠,以及在伪满洲国任职的一些“台湾籍民”的活动。最后,王键教授认为,台湾在日本的侵略政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近代日本侵华的大背景下,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视“台湾籍民”为其侵华工具,并迫使其充当日本对中国大陆扩张的马前卒与牺牲品,对两岸民心沟通带来相当大的“心灵震撼与破坏”。但同时,王键教授也表示,不能否认以李友邦和台湾抗日义勇队为代表的台湾爱国同胞为抗日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石建国教授将研究视角投向了学界较少关注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外交活动。石教授认为,虽然1923至1932年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沉寂期,但也不应忽视和低估其活动的价值与意义。恰恰在这个时期,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方面不断向外界发出外交声音,有助于引导中外视听和舆论导向;另一方面,借助于“万宝山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等契机,积极发出声音和开展外交活动,不断扭转因日本别有用心破坏的中韩人民感情,使其向互助团结反日的方向转化。

  “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作为一国外交政策的执行者和许多重要事件的参与者,外交官思想研究是外交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师范大学高文胜教授通过论述民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在解决“济南惨案”交涉案中所表现的外交思想——“不让主义”与“相互主义”,认为对中国来说,济南惨案解决的结果是屈辱的,但如从当时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内政治状况来说,这也是与中国实力及国内政治状况相适应的结果。

  辽宁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雷广臻教授和吉林省蛟河市委党校何冰合作的《晚清外交使节及其外交主张和外交实务》一文,阐述了晚清外交使节出使的背景、概况、主要外交使节的个人事迹及其外交主张和外交实务。作者认为,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间互派使节从一开始就带有畸形状态。从1875至1912年,清政府共向17个国家先后派出驻外使节,正使58人、副使14人,而这些人在出使期间留下的各种文字是研究晚清外交的重要资料。此外,作者还简要述及了郭嵩焘、曾纪泽等人的个人事迹和外交思想,认为总体上说,晚清外交充满了屈辱,晚清外交使节在外交事务中进行的不同程度的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侵略斗争的一个部分。

  史学工作者永远不会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陈秀武教授的《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东亚历史海域的展开》一文特别关注了2013年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陈秀武教授指出,2013年12月17日由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制定并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指针”。尽管安倍政府没有明确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定位为全面安全政策,但从其兜售的层层递进的理念来看,最终目标直指安全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成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细化和延伸,并且已经囊括了整个东亚历史海域。针对不断变化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陈秀武教授提出了中国四点应对策略。

 

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陈秀武教授发言

  2020年是世界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关于“九一八事变”和事变前后日本外交政策的问题自然成为本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孟月明研究员的《“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两国的国联外交斗争》一文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在弱国外交的背景下与日本在国联外交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通过了《国联报告书决议案》,迫使日本退出国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外交胜利。但作者也认为,外交斗争无法替代不抵抗的责任,对今日中国来说,国强更须以史为鉴,坚持正确历史观,时刻牢记历史教训。

  与上文关注“九一八”事变研究的传统领域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彭鹏的《九一八事变后的赤道以北太平洋岛屿“委任统治”权之争》一文,从反法西斯主义的视角出发,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报刊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录等资料,研究了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前后所做的战略准备,以及“九一八”事变对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张进程中产生的影响等问题。作者认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退出国联,但并没有放弃原德属太平洋岛屿的“委任统治”权,反而加快了对这些岛屿的军事布局。“九一八”事变改变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加快了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区域的军事战略部署。

  自2013年9月和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走过了7年。在本次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上,论述“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论文占比颇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所王志民教授在《“一带一路”:“中国之治”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一文中提出,“中国之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型国家治理道路,而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中国之治”的重要推动力,也是支撑“中国之治”的经济基石。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下,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一定会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少丰副研究馆员通过研究和分析旅行者们的偶遇——元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到访泉州,并偶遇两位在印度认识的旧友——这一随机事件,认为正是元代发达的海外交通网络在其中发挥作用,即旅行者随季风沿着主要港口航行,并通过宗教、商业等各种关系结成人际网,为偶遇创造了一定的契机。

  《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徐波编审在《关于古代东北亚陆海丝绸之路的若干问题》一文中,专门探讨了古代东亚丝绸之路的产生时间和陆海双重属性。他认为,东亚丝绸之路是东北亚人民共同开发的结果,与其他一些按习惯称之的丝绸之路不同,东北亚丝路则自始至终都是真正具有丝绸往来的通道。到了15、16世纪,东北亚丝绸之路更是与西方航路相结合,共同组成了联通世界的新的海上运输网络。在对东北亚丝绸之路的综合考证后,徐波编审提出,古代东北亚丝绸之路一直保持了畅通与繁荣,并且一直持续到自然融入近代国际交流体系,这种完整性和持续性是其他所有丝路都没有达到的。

《世界知识》杂志社徐波编审发言

  同样关注太平洋贸易网络问题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王华教授的《海洋贸易与近代太平洋商业网络的形成》。该文首先总结了目前涉及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贸易问题研究中的四种研究视角(范式),以及各种视角存在的研究局限性,进而提出海洋史研究模式在去陆地中心的基础上,为海洋贸易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与全球史研究模式一起,为太平洋贸易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议题和路径。随后,王华教授结合海洋贸易的特点,运用海洋史模式研究了16世纪以来欧洲(资本)力量主导下的太平洋海洋贸易的发展阶段、类型及概况,并且认为,近代海洋贸易直接推动了对太平洋的初步开发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的整体化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华教授发言

  除上述研究成果外,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葛建华研究员和马兰研究员合作的《中日韩合作抗疫: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一文认为,尽管中日韩三国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短时间难以化解的矛盾,但中日韩三国在经济产业链上的相互依存,在面对重大公共安全危机时展现出的良好的卫生健康方面的互动以及文化的共融,已形成了事实上的休戚与共的命运体共生状态。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任筱萌副教授的《马国贤与那坡里中华书院对中英跨文化双向交流的贡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梁霞副教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僧人的南下弘法——以西平高僧释道照为中心》,都是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国家间的交往与互动,也是新形势下中国学者的大胆探索与思考。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陈康令博士就《<古代中国对外关系>教材编写的重点、难点和特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主张教材的编写还要强化问题意识,这无论在政治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中都是非常关键的着力点,要不断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拓宽视野,运用好跨学科方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葛建华研究员发言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教授为大会作了总结。他说,参加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逾50位,提交论文40余篇。会议规模大,提交的论文或发言提纲质量高,可以说反映和代表了“东方外交史”及相关“国别史”研究的最新动向与水平。若将40余篇参会论文或发言提纲简单归类的话,既有诸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外交流与东方外交”一类的宏观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成果,也有关于中日、中韩等微观中外双边关系史研究的论文;既有诸如“丝路学”、“殖民学”、“扩散效应”等新概念界定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就《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海国图志》等经典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论文;既有全面涉及中、日、韩、越、俄等国的传统国别外交史研究的成果,也有关于日本“印太战略”、“太平洋时代”、“一带一路”、“合作抗疫”等观照现实的学术论文。其中,观照现实即紧扣时代脉搏的多篇重要研究成果的呈现,可谓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这些会议论文很有代表性,令人印象深刻。

山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孙立祥教授作大会总结

  孙立祥教授在总结中还指出,经过今天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学界同仁们长达十几年的辛勤耕耘和锐意开拓,时至今日“东方外交史”研究可谓取得了系列性丰硕研究成果,并正向一个极具现实意义和前景可期的“新兴学科”发展。今天,我们正在做着“东方外交史”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工作,意义重大。陈奉林、魏楚雄、张建华、魏志江、张晓刚、祝曙光、陈秀武教授及其团队以及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可谓居功甚伟。自2006年召开第一届“东方外交史”会议以来,我们已经集中力量在史料开掘、概念界定、学科体系建构、应用理论、编写原则以及现实观照等方面有突破性的探索,构建“东方外交史”新学科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以中国人之习惯,“十二”常被赋予特殊含义,或作计时,或为计数。而肩负着学术使命和社会使命的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也已经成功召开了十二次会议。可以说,先后十二次东方外交史研讨会的成功召开是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东方外交史学科建立的集中展现。从这个缩影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框架下,中国的外交史已经从单纯的外交层面,扩展到了历史、经济、文化、军事和安全等各个重大领域,研究视角也逐渐拓宽,从简单的学科定性、搜罗列排比材料走向了对问题的理论抽象与深层次考察,从单边、单向和单因单果研究走向了多边性、综合性、整体性和连续性研究。国家崛起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时代责任,而“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所孟月明研究员发言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作成副教授发言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任筱萌副研究员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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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昕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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