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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 青春似火
2019年05月13日 10:56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易舜 字号
关键词:一九一九;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革命

内容摘要:

关键词:一九一九;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马克思主义;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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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

  1919年,鲁迅38岁,寓居北京。

  这一年前,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狂人日记》。用“横空出世”四个字来形容《狂人日记》的问世绝不为过。新文化运动倡导用白话文创作,《狂人日记》用的正是白话文;新文化运动要求对传统进行反思,《狂人日记》的主题正是揭露封建礼教的弊端。从形式到内容上,《狂人日记》都堪称新文学的典范之作,鲁迅自己也颇为得意地称之为“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到底是大师的手笔,一出手就不同凡响。自从1918年鲁迅与《新青年》结缘后,鲁迅很快成为当时这本国内最新锐最进步刊物的主要撰稿人。鲁迅对青年人的爱护与提携众所周知,或许最大的爱护与提携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影响一代青年人。

  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出版,在“随感录”这个栏目下,鲁迅用“唐俟”的笔名撰文一篇,他写道: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了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不必讶异,如此温暖的话出自鲁迅。在他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外,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一面。

  中国青年没有令鲁迅失望。1919年5月4日,在这篇文章刊出3个月后,面对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以及北洋政府的丧权辱国,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13所大中专学校30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展,5月4日这天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孙伏园前来拜访鲁迅,“鲁迅询问游行示威情况,心情十分兴奋”。

  同样感到兴奋的还有冰心。

  1919年,冰心19岁,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一年级的学生。

  5月4日这天,冰心在家中听到一位亲戚讲当天的事态,日后冰心自述:“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冰心投入了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冰心就读的学校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鼓励大家认真读书,但“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五四运动将全社会的爱国热情推向了高潮,有血性的青年人怎能“一心只读圣贤书,充耳不闻窗外事”呢,更何况圣贤也曾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

  冰心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的文书,主要做文字宣传工作,“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

  五四运动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一代青年人。而对冰心影响最深的则是在文学方面,新文学强烈地吸引着她。1919年是冰心正式亮相文坛的一年,8月冰心在《晨报》上发表了文学生涯的第一篇散文《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就北洋政府逮捕与审判爱国学生一事发表了自己的感想,9月又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并且使用了冰心这个笔名。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冰心勾勒了她理想中的现代家庭生活,也谈及了女子教育的问题。

  这些都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对于传统的反思,引导出了新的潮流。在1919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中,还是在“随感录”这个栏目下,还是用唐俟这个笔名,鲁迅写道:“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

  五四运动正是“新世纪的曙光”,它引起了一场广泛的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运动。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919年,李大钊30岁,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翻开今天的北京市区地图,故宫东北边有一条五四大街,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红砖建造的西式建筑,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它被人们称为“北大红楼”。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往红楼,主要占据了地上一层的空间,图书馆设21个书库和6个阅览室,这是李大钊亲手设计的。

  北大红楼注定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在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主持下,北大红楼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核心,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在李大钊的身边,聚集了当时中国一批优秀的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也注定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

  1919年刚刚来到,李大钊在1月5日出刊的《每周评论》上著文写道: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让苦苦寻求中国未来出路的仁人志士激动不已。李大钊是第一个提出要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在包括《新青年》在内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文章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他的才华与抱负都凝聚在这句豪情万丈的话中——“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9年的五四运动,李大钊是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红楼之外,他与学生一道走上街头,设法营救被捕学生;红楼之内,他在一楼图书馆主任室,与来自各地的代表见面交谈,商量坚持斗争的策略与方法。五四运动最终促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使许多人受到了一次精神上的洗礼,这其中也包括李大钊本人。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长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李大钊而言,这篇长文的发表意味着他由一位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片土地的关系而言,这篇长文的发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到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众人开始深挖马克思主义这座蕴含丰富的理论宝藏时,李大钊已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可惜天不假年,李大钊过早牺牲了。1927年,他在北京遭北洋政府逮捕,慷慨就义时只有38岁。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案,并引领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是尊称李大钊为自己“真正的老师”的毛泽东。

  1918年冬,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的介绍,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员。日后他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访谈时,说正是在这段时间,“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1919年,毛泽东26岁,这年3月因为母亲病重,离京回湘。五四运动的消息从北京传来,当时正主持新民学会会务的毛泽东与学会会员等进步人士商议在湖南开展爱国运动。5月中旬,邓中夏从京到湘,向毛泽东等人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在5月28日成立,随即在6月发动罢课声援北京学生。7月,联合会刊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我们只需读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的这段话就能触摸到那个时代: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施行它?使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湘江评论》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中出版了4期,第五期印刷完毕即遭到湖南军阀当局查封。不过,正如毛泽东所言,“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路将越走越踏实,越走越宽阔。

  开辟新天地

  1919年,邓中夏25岁,是北京大学国文门的二年级学生。

  5月4日这天,邓中夏是走上街头的学生中的先锋,当高度紧张的白天过去,夜深人静时,邓中夏写下了一首诗: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刀山剑树的那头,便是我们朝朝希冀的地带——光明和愉悦的地带/兄弟姐妹们啊,我们去呢,不去呢?毋需回答。

  邓中夏1917年入读北京大学,他常去图书馆阅读进步书籍,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邓中夏已确定了自己的信仰。既然是向往光明的兄弟姐妹,自然要携手翻越刀山剑树,满身伤痕又有什么关系?邓中夏不只满身伤痕,1933年,他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19年5月底,邓中夏匆匆告别毛泽东等人回到北京,6月3日,他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前门下演讲时被捕。邓中夏是1000多名被捕学生之一。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令上海的工人们决定以罢工声援学生。五四运动由此发展到新的阶段,工人成为运动主力,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

  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震撼了所有人,爱国学生们也不例外。邓中夏日后投身工人运动,成为了一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日后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回忆了1919年6月间的工人罢工斗争,并说此事使五四运动中的一部分学生领袖找到了一个可以“共同奋斗的同盟军”,他们“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批学生“自然接近于无产阶级,后来趋向于共产主义,以至于加入共产党”。

  邓中夏在1919年6月10日得到释放,第二天陈独秀在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

  1919年,陈独秀40岁,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不仅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就是与他主张不和的同侪,在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也要求北洋政府予以释放。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陈独秀于当年9月16日被释放,但在行动上仍不自由。1920年2月中旬,一辆骡车驶出了北京朝阳门,车内坐着伙夫打扮的陈独秀,李大钊则打扮成账房先生坐在车前,骡车行驶到天津后,陈独秀转乘轮船到达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上海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展现出了革命精神和强大力量。陈独秀到上海后,深入到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5月,在五四运动一年后,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8月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8月还发生了一件事,应陈独秀之邀,陈望道译竣《共产党宣言》并出版,它将为万千进步青年捧读于手中,并促使他们走上革命之路。

  在北方,在李大钊的组织下,1920年10月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地点就在北大红楼中李大钊的办公室,邓中夏即是其中的成员。在京沪之外,其他地方也陆续涌现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一片新天地展现在这个古老民族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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