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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扩大李大钊相关日本文献史料的收集与研究
2019年11月21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张清华 字号
关键词:李大钊;海外红色文献史料;党史人物研究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李大钊与日本的研究逐步展开,取得了良好进展。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直至目前,史料不足的问题仍继续妨碍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因此,发掘收集遗存的与李大钊相关的日文文献,无疑是深入李大钊生平与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关键词:李大钊;海外红色文献史料;党史人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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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李大钊与日本的研究逐步展开,取得了良好进展。由于一些历史原因,直至目前,史料不足的问题仍继续妨碍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因此,发掘收集遗存的与李大钊相关的日文文献,无疑是深入李大钊生平与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一、李大钊与日本各界有多维交集

  通观李大钊生平,从1907-1927年,即从李大钊进入北洋法政学堂算起,与日本各界有20年的多维交集,占据了其大半生时光。如果从李大钊入学启蒙的时间算起,他与日本师友的交集时段,竟占其三分之二。

  李大钊留日前,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就已经开始接触日本学者。1907-1913年,李大钊在学堂学习期间,该校聘请了日本学者一二十人教授日语与法学等课程。史料记载,李大钊曾听过吉野作造教授的政治法律课程。李大钊对吉野先生很敬重,后来与其多有往来,“每遇日本人来华,都要问吉野先生好。”今井嘉幸教授,在北洋法政学堂教授法学有六年之久,李大钊与之多有联系。1913年初,作为北洋法政学会《言治》杂志编辑部部长的李大钊,特约今井先生为《言治》杂志撰写文章,并给予发表。这一时期,李大钊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为日后扩大与日本各界的联系奠定了重要基础。

  1913年底[1],李大钊赴日本留学。当年9月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至1916年5月回国。在留日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除了认真读书学习之外,还自觉组织进步团体,参与重要活动,扩大了与留日学生以及日本各界的联系。1915年2月,东京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出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1915年下半年,东京成立神州学会,李大钊为主要成员;与此前后,东京成立中国财政经济学会,李大钊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李大钊在日本为期不长,除了留学,还主动向《甲寅》《中华》《通俗》《民彝》等杂志投稿,先后发表十几篇文稿。此外,他还与张润之在1915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今井嘉幸的《中国国际法论》,这是中国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件大事。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国后,直至牺牲前,也一直保持着与日本友人的来往,如与滞留北京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会会员丸山幸一郎,以及经常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清水安三都有很深的交情。1920年10月,李大钊加入日共的前身——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这个“日本社会主义同盟”,是由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界利彦在东京创办的。在北京,清水安三拜访李大钊至少有十多次,他不仅自己经常造访,有时还带朋友专访,如政治家鹤见佑辅,以及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福田德三等。1922年9月,他甚至还热情接受了日本友人的专访。此外,李大钊还曾受清水安三重托,帮助流亡北京的共产主义者、前日共委员长佐野学,经天津逃往苏联。在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李大钊也阅研了日本出版的一些社会主义著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就义,在日本友人中引发强烈反应。北京日本进步人士办的《北京周报》刊发了悼念文章,日本国内的出版画刊《历史写真》《写真通信》《朝日画报》《时事画报》等则刊发了李大钊就义、张作霖派军警搜查俄国驻华使馆的图文,这些在日本各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李大钊相关日本文献史料丰厚

  李大钊与日本各界的交集,以及日本各界对李大钊生前身后事的关注,都留下了丰厚的文献史料。就总体而言,李大钊海外文献史料资源主要在日本,其次在俄罗斯。

  从日本版中共党史的研究著作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就已经出现有关李大钊的史料。1921年12月,日本出版的《共和以后》一书中,不止一处提到李大钊。1924年,日本出版《中国当代新人物:旧人与新人》,书中介绍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到四十年代末,日本版中共党史研究著作数以百计,笔者已经搜集到70余部的信息。在这类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从不同角度述及了李大钊。事实上,李大钊的相关海外文献,从他赴日留学时就已经形成,此后又有与日本友人信函往来以及日本方面关于李大钊的出版物著述,这些都是难得的文献资料。

  不过,由于诸多因素的局限,我们所见所闻的李大钊的相关海外文献史料十分有限,特别是因关注不够、视野窄小、搜寻困难等原因,还有大量有用信息未进入视野,有更多的文献史料亟待发掘。

  近年来,河北石家庄有几位热心的收藏家在收藏的李大钊相关中外文献中,发现一些新的信息。有些收集的日本李大钊相关文献史料格外珍稀,一些中共党史工作者与李大钊研究者也闻所未闻。比如,1934年12月,日本出版了日文版《中国苏维埃运动研究》(《支那ソヴエ一ト運動の研究》)一书,在介绍李大钊的脚注中记载:李大钊“一九二七年四月被张作霖擅入俄国大使馆逮捕,同月二十八日被绞杀。他作为学者在陈独秀之上,始终一贯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被推称为‘南陈北李’,为北方党员的统帅”。迄今为止,这是发现最早的记载“南陈北李”这一术语的记录。再如,1922年日本出版的《社会思想》杂志发表了日本友人专访李大钊的特写,给人们树立了和蔼可亲、谈笑风生、风趣幽默的更加丰满的李大钊形象,同时也填补了李大钊年谱中关于这一活动的空白。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老一代日本友人,看了中国出版的李大钊传记感到不理解,认为那不是他们看到的李大钊,因为形象显得过于威严。还如,1927年日本出版的《现代中国社会研究》(《現代支那社會研究》)一书记载:“1919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发起的所谓‘五四’运动的学生集体行动,敲响了现代中国的警钟,青年学生中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表面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名义组织这场运动的。”这也是日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一进步组织的较早记载。对这一历史史实的真伪,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界还有些争议。此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出版的图书中,还出现了李大钊是中共二大委员的记载等。

  这些文献史料,尚未被充分重视,甚至鲜为人知。前几年,笔者与中共党史权威人员交谈时,他们对日本研究中共历史的情况尚不太了解。今年,北京一位学者发文,认为海外中共学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实际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日本已经形成气候。在三十年代,日本曾连续出版了“中共年鉴”类的图书,三四十年代的中共历史专著也层出不穷。日本官方军政部门也投入很大力量,搜集编印了大量有关中共文献史料,其中相当多的是文献史料、研究成果汇编。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等进步团体与研究机构也汇集编印了中共党史文献史料,出版了多部中共党史著作。在这些汇编与著述中,有一部分不同种度地述录了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特别是李大钊在日留学及牺牲前后,日本书刊杂志中刊载的李大钊的文献十分珍贵。国内一些科研教学人员较多地关注日本最新的研究成果,而对日本早期中共党史研究成果似乎涉猎不多,特别是对日本早期中共研究历史典籍查阅研究尚未给予高度重视。

  三、强化李大钊相关日本文献的收集与研究

  中国革命历史的海外文献是研究红色文化的重要资源。李大钊相关研究的海外文献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格外重视。珍惜和利用李大钊相关海外文献,有助于拓展与深入研究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和李大钊的生平与思想。据有关材料介绍,还有相当多的李大钊文献资料散落在海外,有的在国家档案部门,有的在科研机构和院校,有的在民间,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花大力气进行广泛搜集。从李大钊文稿至今未有收全的情况看,李大钊海外文献的收集大有潜力可供发掘。笔者认为,要收集研究海外李大钊文献史料,遗存日本的李大钊文献史料的收集与研究应为重中之重。

  翻看《李大钊研究资料索引1927-2008》(北京李大钊故居研究室编 文物出版社出版),可以发现研究李大钊与日本的专题文章寥寥无几。近十年来,这方面的成效也不甚突出,研究成果创新乏力。在李大钊传记中,一些重要问题也语焉不详。譬如,学术界多推测,李大钊在日本接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仍苦于无直接史料证实。因而,李大钊传记不论多厚重,因缺此内容而逊色不已。其根本原因主要还是直接相关的文献或第一手史料没有发现。诚然,没有发现,并不意味着没有。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正处日本发生“大逆事件”不久,由于反动当局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士无情打压,进步书刊报出版遭受重大冲击,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受到极大影响。但野火烧不尽,春草亦然生。当时,仍有一些进步书刊继续流通,李大钊应该有所阅研,如经常刊登社会主义文章的《六合》等报刊杂志。较之在国内而言,李大钊在日本扩大了阅览进步书刊的范围,更多地接触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此后坚定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河北李大钊纪念馆等曾专赴海外搜集李大钊文献,收获丰硕。不过,总体上看,收集海外李大钊文献并未常态化,更没有形成长效机制,比如日本是海外李大钊文献史料的一座富矿,开发却远远不到位。笔者认为,日本的李大钊文献史料的开发,将有助于推动李大钊生平与思想研究的突破和深入。重要的突破口有三个:一从李大钊与日本各界交往的人士文存中寻找线索;二从日本的进步书刊报纸等史料载体中寻求信息;三从官方的档案、相关报告等文献中寻觅文本。具体而言,有志于此的收藏者、研究者,可以通过相关的日记、档案材料、传记、回忆录、图书报刊记载等,来挖掘李大钊的日本文献史料。当然,既要查阅、收集公藏的档案文献史料,也要特别注意民间集藏的准档案史料。甚至还可以利用倒排的方法,从日本的某些研究成果中,筛选有用的信息,继而顺藤摸瓜,进行集藏研究。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可以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策划,利用项目管理的方法,仿照《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尽早地开展李大钊海外文献的汇刊工作。

  早在1942年3月,毛泽东就提出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古今中外”法的方法论。他主张将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研究中共党史,而且强调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共党史,这样才能全面地看问题和研究问题。他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运用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研究中共党史,必然需要中外文献史料支撑,其中李大钊的海外文献是个重要的结合点,因为它涉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胡乔木也提倡结合搜集运用海外文献资料研究中共党史。由此可见,搜集研究李大钊日本文献史料,将有利于利用二重证据法研究中共党史,以进一步拓宽史料、信息来源,利用海外文献史料达到释证、补证、参证、互证、佐证国内文献资料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扩大李大钊日本文献史料的收集与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要辩证分析判别海外革命历史文献,以求去伪存真、科学利用。因此,对于李大钊的日本文献史料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认真收集、研究分析。既不盲目相信,也不一律拒认。从分析研究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将作者的观点、结论与史料分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由于不同作者的立场观点迥异,研究同一材料可能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所以,研究利用海外文献史料,要取其有用成分,而不是生搬硬套,应尽可能多地从海外文献中不断发现某些重要文献史料线索,以持续深入搜集与深化研究。

  开发利用海外出版的红色文献,重在搜集,更要重在研究。海外的红色文献收集不易,深度研究更不易。一时搜得的文献,要花长时间大功夫进行研究。目前,不论公藏单位还是私人藏家,都普遍存在研究不够的问题。如同一些纪念博物馆所,肯花大钱搞设施,却不肯花大钱搜集文献,而有的花了钱搜集到了珍贵文献,却很难以更大的投入开展研究,甚至仅让有些珍宝换了个沉睡的地方。文献研究应是开放式的,要尽量多交流。组织社会力量研究馆藏文献,最好的办法是多展示实物,多交流馆藏信息,多提供便利条件,以促进研究深入。

  从实践的角度看,开发利用李大钊日本文献史料,要打组合拳,多管齐下。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学者、民间藏家互相支持,携手并进。一些专业科研教学机构研究专题可适当重点倾斜,创新、拓展研究平台,培育专业研究人员,推动李大钊研究向纵深发展。要开辟多种渠道,做大国际交流平台,充分利用海外科研教学机构和专家学者发掘与整合海外李大钊文献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研究,以此来有效提升李大钊文献收集与研究水平。

 

  注 释:

  [1]关于李大钊赴日留学的时间,主要有几种参考:1.认为“李大钊到达日本的时间是农历1913年底或公历1914年初”。朱成甲:《李大钊早期思想与近代中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2.认为“1913年底或1913年冬李大钊到达日本一说基本属实,较为可信”。朱文通:《李大钊赴日本留学时间辨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79页;3.认为“一九一三年冬天,大钊同志得到友人的资助,东渡日本”。《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根据本文作者用意,并非强调李大钊到达日本的具体时间,故建议将“1914年1月”改成“1913年底”较为合适。

 

  (作者单位:河北省收藏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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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清华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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