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发表系列重要讲话逐步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理念。这一理念不仅深刻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提出了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许多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从而内化衍生出习近平制度治党理念的科学体系。实际上，这一理念的建构和形成缘起于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接力进行制度建设的丰富的理论与实践。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深化认知和加强改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党在初创之时就对这一建设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如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中就对党的组织、纪律、会议、经费等做出明确安排，从而形成制度建设的良好开端。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后，党迅速成立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规定凡罢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任免、罢工斗争的有关大政方针以及各项工作事宜，均需由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这套科学有效的制度对这次罢工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不仅在发展党员方面要求严格执行党章规定，还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而奠定了人民军队的纪律基础。

　　抗战期间，鉴于张国焘事件的教训，毛泽东不仅重申了“四个服从”的纪律规定，还指出“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在此前后，党逐步形成了高级干部学习制度、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调查研究制度等，不仅为党由弱变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成为立足延安十三年、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因素。解放战争时期，党更加重视制度建设与创新，一方面建立了严格的报告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定期向中央与中央主席作报告和请示；另一方面，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规定，强调“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12种工作方法，从而进一步健全了党委会工作制度。此外，党在不同时期还制定了多种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令，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26号——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等，从而有效遏制了每一时期的贪污腐败。

　　二、新中国建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自身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其间虽然发生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仍在包括制度建设在内的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宝贵经验。一方面，强调要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抓共举，统一于党的建设中。鉴于党内仍有个别拉帮结派、破坏团结的事情发生，中央于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既强调加强思想认识的重要性，也提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遵守的六条规定。中央特别指出：不仅“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那种“避开党的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也要“反对任何派别思想、小团体习气”与“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分散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作独立王国”。中央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因此“必须把任何地区、任何部门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看作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整个党及其工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尝试通过建立相关制度来保证党的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原则的有效落实。针对苏共“揭盖子”暴露出的问题，1956年毛泽东指出：“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并为此制定了七项规定：下厂下乡，调查研究；蹲点；参加体力劳动；整风；建立监督机制，重视人民来信；树立先进典型；反对特化。除此之外，这一时期中央不仅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规章制度，严肃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等案件，还尝试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党内党外监督机制，引导鼓励社会各界对党员干部进行监督。这些制度的建立，有效保证了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确保了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