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一词的含义存在着许多种解释，本文取其治国理政基本原则与规定之狭义。中国传统制度文化，是诸子百家思想在政治社会层面汇集与融合的产物，是儒家、道家、法家等主要思想流派融合的结晶。

　　因革损益 随时变通

　　儒家主张礼治，强调将礼体现的秩序制度化，以其“内圣外王”理想和德治、仁政方针，在历代帝王治国实践中被奉为圭臬，使其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战国时期秦国崛起的过程中，法家思想在治国实践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自汉代以后，儒法两家汇合起来形成的制度文化总体上是居于显处的，而道家思想在传统制度文化中则居于隐秘或者说深层之处。

　　道家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从治国方针和制度精神方面贡献着特殊的思想和智慧，既有对现实政治和制度的深入批评，也有许多建设性的策略和思想。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许多篇章都是关于治国理政的言论，对于传统制度文化的塑造影响颇深。例如，关于用人，葛洪认为明君要“劳于求人，逸于用能”，而不可独统万机，亲总细务。在回答“尾大于身者，不可掉；臣贤于君者，不可任”的问题时，葛洪说，“汉高决策于玄帏，定胜乎千里，则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无敌，则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业克成。”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帝业，关键在其善于用人，用张良、陈平决策，用韩信、黥布治兵。善于用贤臣能臣，是为君之道的关键，而耻君不及尧舜，则是为臣之道的核心。在治国实践中如何选官用人、如何构建良好的君臣关系，葛洪总结的这些原则都进一步落实到制度建设之中，这些思想对于后来帝王治国影响颇深。

　　道教思想家对于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贡献，更在于其因革损益、随时变通的思想。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提出，“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画一之歌救鼎涌之乱，非识因革之随时，明损益之变通也”，不懂得随时变通，就如同“刻舟以摸遗剑，参天而射五步”那样滑稽可笑。葛洪用《吕氏春秋·察今》的“刻舟求剑”、《淮南子·说山训》的“指天而射”两个寓言故事，强调了礼法政刑随着世变时移而因革损益的原则。这种思想因此成为中国制度文化的主流精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