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些文书让我们有机会识别出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交易的主要货品、沙漠旅队的大致规模，以及贸易对这些地方的影响。这些文书亦让我们有机会追溯丝路的影响，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和技术方面。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耶鲁大学教授芮乐伟·韩森（Valerie Hansen）并不陌生，她的《开放的帝国》一书重构了公元1600年之前的中国形象，是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作品之一。

　　1996—1998年，她曾与荣新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耶鲁大学历史系合作的“重聚高昌宝藏”计划（Reuniting Turfan’s  Scattered Treasures）。

　　她的新著之一《丝路新史》（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选取从七个地点（其中六处在中国西北地区，一处在撒马尔罕外围）发掘出的文书和文物，写成了一部关于丝绸之路的新史，书中以令人惊诧的见解构成了对传统观点的挑战。在书中，她特别重视这条道路上交易最为频繁的商品之一——循环再利用的纸张，以及文书的书写、保存及其携带的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丝路新史》一书中，您颇为重视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的吐鲁番文书。在您看来，以吐鲁番文书为代表的丝路文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主要在哪里，能给我们哪些新的启示？

　　韩森：出土文书在《丝路新史》一书中占有中心位置，这些文书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去洞悉丝路上一般人的生活图景。丝路居民很少销毁纸张，而是收集起来循环利用。有字纸张最后成了纸鞋的鞋底、纸糊塑像和其他随葬品。文书用多种语言写成，如梵文、古汉语，以及其他一些只有少数学者能理解的语言。当考古学家用蒸汽把这些文物分开时，隐蔽的纸张层被分离出来，纸张上的秘密跃然呈现。通过这些纸张，考古学家阅读着有关布匹价格、财产纠纷、医药处方以及一千年前某一集市上一个女奴价格的记载。

　　这些文书让我们有机会识别出事件的主要参与者、交易的主要货品、沙漠旅队的大致规模，以及贸易对这些地方的影响。这些文书亦让我们有机会追溯丝路的影响，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和技术方面。

　　我写作该书的主要目标，是研究出土文书的主要地点，并非研究较为典型的单个地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麹氏高昌时期的文书，学者有哪些感兴趣的题目？

　　韩森：麹氏高昌王国对吐鲁番的统治是从499年到640年；唐代西州时期的年代是640—755年。实际上，前者的统治时间要长一些。当时粟特人、汉族人以及本地土著生活在高昌境内。目前学界对于这一时期已经有了较多研究成果，最为重要的也许是我们对于高昌境内多民族状况的理解日渐深入。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研究状况如何，有哪些可供其他国家学者借鉴的模式？

　　韩森：6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了一个叫作“运转中的世界” （Worlds In Motion）的学术会议，彼得·古德曼（Peter Golden）、米歇尔·德罗姆普（Michael Drompp）、乔纳森·斯加夫（Jonathan  Skaff）等多位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也参加了该会议。其中的一些专家认真解读突厥语史料，提出了新的洞见；以斯加夫等为代表的另一些专家则通过解读汉语史料，提出新的令人兴奋的解释。在美国学术界，这种小规模的组织形式往往更具活力。

　　（本文参考使用了王锦萍的译文，特此致谢）

　　链接

　　部分整理出版的吐鲁番文书

　　整理、发表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大宗的汉文部分有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之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前身）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0册，图录本4册，文物出版社），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三册，日本法藏馆）；小宗的如柳洪亮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等。此外，近年发表的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著《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和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汉文部分，中华书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