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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能预测中国增长的奇迹?
2014年12月11日 08:0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林毅夫 字号

内容摘要: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笔者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使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

关键词:中国;预测;奇迹;东亚;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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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地区,人多、自然资源少,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具发展希望的地区。然而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到了20世纪60年代成为第一个非白种人的高收入经济体。接着东亚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成为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这些事实面前,世界银行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多边发展机构,在1993年出版了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专题研究,探讨东亚8个经济体发展表现卓尔不群的原因。这8个经济体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外还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虽然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到1993年,已经取得了15年年均9.7%的高速增长,在一个底子薄、人口超10亿又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取得这样的成绩在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但是《东亚奇迹》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作为中国的经济学者,蔡昉、李周和笔者三人义不容辞地在先前合作的基础上,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使之继续保持下去,并以“中国的奇迹”为书名在1994年出版了我们的著作。

  199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当年的市场汇率计算为4410亿美元,仅为当年美国GDP 65800亿美元的6.7%,按2005年不变价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1993年中国GDP为17800亿美元,也仅为当年美国GDP 84500亿美元的21%。在初版中我们预测沿着改革开放以来的道路继续深化下去,按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15年赶上美国,按当时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则会在2030年赶上美国。对于前项预测,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我国将可提前一年在今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于后项预测现在也已经是学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是在《中国的奇迹》出版的当年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分析和预测遭到学界和舆论界的质疑,认为我们过于乐观。不仅许多人认为说“中国的奇迹”为时过早,而且,中国崩溃论的声音此起彼伏。原因是中国的转型并未按照当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政府的干预、扭曲,而是采取了从主流理论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方式来进行转型。主流经济学界当时认为这种双轨渐进的经济是比计划经济还没有效率,中国经济的崩溃必然不可避免,转型初期取得的快速增长只不过是当时中国80%以上的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从附加价值低的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制造业的暂时性结果。

  出乎主流经济学界预料之外的是,在此书出版后二十年,中国实际的改革步骤、内容、进程和我们这本书所主张的基本一致,经济也基本沿着我们在书中所预测的轨迹发展,经济增长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略有上升为年均9.8%。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其间6.8亿人摆脱了一天1.25美元消费水平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我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出现系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并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以强劲的增长带动了东亚经济体的迅速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成为国际经济的中流砥柱,在2009年第一季度率先恢复增长,带动了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的复苏。

  同一时期,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转型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在转型以后普遍出现了经济崩溃,东欧国家在10年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到转型前的水平,前苏联国家则在15年后才恢复过来。由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和世界银行在2006年联合做的一项调查发现,包括蒙古在内的前苏联东欧29国有70%的人认为转型后的生活比转型前差。根据欧洲开发与重建银行2013年《转型报告》中的转型指标,许多东欧和前苏联转型国家价格放开、小规模的私有化、贸易和外汇市场的自由化在1990年代末基本已经完成,但是,治理结构、企业重组和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则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在同一时期,亚非拉的其他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建议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改革,但是,经济增长率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比改革前的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还低,经济危机出现的频率则更高,以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少数几个在转型中实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以及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则都是和中国一样的渐进、双轨的改革。

  发达国家总体上干预较少,市场运作比较有效率,并且,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未能解决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的滞涨和失业问题,于是以强调政府失灵、减少政府干预为基本思路的新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思潮。鉴于转型前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过多干预,导致了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绩效很差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以减少政府干预、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成为经济转型的主导理论,并在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广为流传。根据新自由主义形成的转型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一是私有化,通过明晰产权把资源配置的权利和责任界定清楚;二是市场化,根据市场供需状况决定价格,政府不干预价格形成;三是自由化,让资金在国内国外自由流动,由市场配置资源。这些做法都合乎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且一环扣一环,论述逻辑是严谨的。经济学界常说,同一个经济问题问5个经济学家会有6个不同的答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财政部长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的评论最具代表性,即主流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成功转型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共识,就是取消政府的所有干预,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经济发展的绩效。主流理论的这一篮子改革措施原先是在华盛顿的国际发展机构为拉美国家应对危机时形成的政策建议,所以,这些改革主张也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在我们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形象比喻,作为其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的理由。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采用逐渐填平沟坎、逐步走过沟坎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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