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滋养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古往今来,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振兴,总是以文化的昌盛和繁荣为支撑的。我们不赞成文化绝对论,但是应当承认,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几乎所有领域发生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根源或因子。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这样,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也是如此。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标识

　　纵观历史,大凡能够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赢得世界普遍认可和尊重的国家或民族,往往不是因为其疆土广阔、人口众多,也不是因为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其绵长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因为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品格与文化魅力。同样,能够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历程中留下自己的深刻印记,引起他人广泛关注和向往的城市,往往不是因为其发达的经济或繁荣的商业,而是因为其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自中世纪以来,都柏林一直是爱尔兰的首都,被誉为欧洲最年轻、最友善的城市。但是,都柏林之所以成为都柏林,不是因为其冬季温和、夏日凉爽,没有极端温度的海洋性气候,也不是因为其作为高科技企业聚集的欧洲硅谷的声誉,而是因为那里曾经诞生了叶芝、乔伊斯、萧伯纳、王尔德、贝克特、斯托克、斯威夫特、多伊尔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艺术家,因为那里是音乐圣殿和戏剧之都。

　　法国首都巴黎对世界具有无可匹及的吸引力,而巴黎之所以成为巴黎,并不是因为它曾经拥有发达的工业,而是因为塞纳河畔悠久和深厚的艺术与历史,因为那里是莫里哀、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大师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法国西海岸诺曼底的吉维尼之所以吸引全球众多旅游者,并非仅仅因为它绝美的田园风光,而更多是因为印象派大师莫奈选择在此终老一生。

　　同样,北京之所以成为北京,并非仅仅因为这里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主要是因为其绵长而厚重的历史文化,因为其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声誉。可以说,这些城市之所以著称于世,主要是因为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已经成为它们各自的独特标识和身份符号。那些新兴的、后起的城市可以在经济增长上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无法在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上也实现“跨越式”发展,不可能在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打造出令人仰慕和敬重的文化。

　　城市价值认定的偏执和迷失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日益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成为人类主要的栖居地。但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城市同时也面临着自身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矛盾。许多历史城市的文化遗产遭受冲击,甚至面临着遭受破坏和毁灭的危险。人文关怀日益丧失,文化冲突不断显现,城市记忆渐渐褪去,富有特色的区域文化和传统历史文化不断被消解弱化的现象日益严重。从国内看,实行改革开放38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被提升到党和国家工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但是,城市化在给人们带来工作、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文化个性失落、历史遗迹消失、“千城一面”等诸多问题。

　　特别是在最大限度提升GDP的渴望之下,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脱离自身实际,热衷于城市面貌的“革命”,热衷于推倒重来式的旧城改造,但到头来不过是面子上的光鲜亮丽,不仅没有提升城市的品位和内涵,反而使城市发展遭遇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和危机,人为造成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悲剧。其实,随着现代化机械设备隆隆的轰鸣声,倒下的不只是历经千百年风雨的旧建筑,更是记载着这个城市发展变迁的特色与文化。毋庸讳言,这与在城市价值的认定和把握上存在偏执乃至迷失是分不开的。

　　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破坏,既有出于愚昧和无知的毁灭性破坏,也可能有抱持良好初衷的建设性破坏。现在,无论走到哪个城市,映入眼帘的几乎是清一色的高楼大厦,数以百计的城市更似一母同胞,而传承和凝结着中华文化精华的古建筑群却在毁灭性地消失,或被淹没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之中。客观地说,“千城一面”的现象不是中国特有的,但我们却更为严重。把几百年、上千年形成的千姿百态的具有个性的城市变成了千城一面,把这样的东西交给后代,只能说明我们这一代的短视、愚昧和无知。

　　在不可阻挡的旧城改造的大潮中,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弄堂等传统建筑越来越少。历史文化本来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不可再生的珍稀资源,但是,在资本的强势介入之下,终其一生都在为保护历史文化奔走呼号的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夫妇的故居也难逃被拆毁的命运。在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谴责声中,虽然梁思成夫妇的故居已被部分“复建”,但这些推倒重来的“旧式新建筑”,即便是按照当初的图纸一比一地恢复起来的,似乎也不可能传承和再现原有建筑曾经的历史文化风貌。